吾诗未成

老韩本身对易中天、于丹教授怀着真诚的尊重和喜欢。尽管屡次对他们尤其是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用不同语系进行评判，乃至语词激烈。这次欣闻二人正合力打造新书《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谈录》，很是高兴，不免又想多嘴多舌说两句。

中国的评论界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分不清好坏与对错有什么区别，就是分不清道德与科学、善与真的有什么不同。作为一种学术理论，老韩以为评价其对错比好坏重要，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对公众的影响，我们不妨多来点好和坏的思考，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平心而论，老韩喜欢易中天胜过于丹。总体感觉易先生比于女士真诚，也扎实。这是一种道德认知，但并不影响本人对他们的传播有相对科学、客观的认识。

一、于丹引起的国学的“喧嚣”，并非由于《论语》本身，而是于丹的传播方式和态度。采访中于丹说：“我特别想呼吁媒体，以一种理性的态度爱经典，不是一种迷狂之爱。我看《论语》的温度，既不烫手，也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亘常，摸上去暖暖的感觉，是若即若离地陪了你一辈子，而不是把你裹得喘不过气来。或许我们远离得太久，突然之间有这样一个热潮，大家都觉得很突然。我是相信孔子的那四个字‘过犹不及’。那种过热，那种喧嚣，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想看到的。”

对于《论语》等的过热，喧嚣，确实与于丹等人不无关系。原因不仅在于《百家讲坛》的传播方式，于丹精湛的语言技巧，还在其在一开始以及以后的认知中，其《心得》核心“《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欢乐。”将经典本身作为日常生活指导书籍和励志教科书来进行传播的。作为一种科学认知，老韩以为这一基石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以此而论《老子》《庄子》一样可以作为同一主题进行阐述，从而丧失了儒学这一开山之作的独特性。高清海教授曾说：哲学的秘密在于人。因为任何哲学最终都是指向人的，指向人的生活的。不过意识形态的层面不同而已。老韩曾说，“于丹不过是大讲‘简化’《论语》，而将传统文化变成了励志杂拌儿。为什么还能走红？需要励志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缺乏自信。”（http://tobebest99.blog.sohu.com/27073084.html）以经典为皮，以顺从和适应当下人心态为核，这才是泛起所谓“国学热”真正原因。因为在这个竞争压力巨大的社会里，很少有人去真正了解经典原本或者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通观于丹的《论语》心得，与其说是充满了智慧，不如说是充满了消解个性、顺从当下、适应现实的技巧和法门。陈卫平先生说的好：“以为改变自己的内心，把世上一切（包括受到的伤害和遭遇的不公正）看成都是合理自然的，就能使我们从怨愤中摆脱出来，安于既定的环境而怡然自乐。这实际上是以逃避现实为安宁，以麻醉自己为淡定。”一种避世的安宁和麻醉的淡定，可以暂时抚平人们内心的伤痛，并不能让人们找到真正的快乐，因为《论语》毕竟只是一本书，儒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纵观一种现象的过热和喧嚣，一般都蕴含着矛盾和焦虑，以华丽膨胀的形式遮挡贫乏肤浅的内容，在沸沸扬扬中，以生命之轻的方式化解和消融着生命之重。显然，于丹明白这一道理，这也正是她对于“过热”的警告和忧虑。所以她说：“我觉得面对国学，需要每个人从生命角度对它作一次还原，让它成为一生相伴相随的成长元素，而不是一种实用工具。”而事实却在于，她一开始就让观众和读者形成了一种误解，《论语》的基本内核原来就是让人们快乐的。实用主义思维使于丹在传播方式上赢得了观众，也获得了掌声和喝彩。但作为一种对经典的解读方式，其一开始的态度和主题就使后来人们的认知是实用性的、情绪化的，感觉性的、非理性的。喧嚣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如果于丹的《心得》初始就能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性，将孔子本身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心态与《论语》进行对照解读，而不仅仅只把《论语》看作包治心灵百病的美味鸡汤，或者能够让《论语》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能远一点，用阿尔杜塞的话将就是“在现实生活里向后退一步”，或许所引起的反响和反思会更好。

二、易中天于丹等人的“游荡”很美。易中天在接受采访时自称犯了“游荡罪”。 他说：“长期来，历史的传承，民间用民间的方式在传承，学院用学院的方式在传承。民间的传承和学院的传承，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当中缺少一座桥梁、一个中介，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两种传承方式相互对接的平台。平台搭建了后，需要有人在中间走来走去。”他和于丹以身试法，冒着游荡罪的风险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并且老韩以为，这种游荡不仅无罪，而且很美。反观易中天于丹等人所遭受的非议种种，对于他们硬伤的批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这属于比较严肃的“对错”问题，该指出自然指出。至于不同学术观点都可以争论，百家争鸣，十分需要。唯独对于那些以“专家”“专业学者”自居的批评说易中天于丹他们不安守学术本分，不在艺术之宫里搞研究，却出来作秀，当“学术明星”，有哗众取宠之嫌等等，老韩很不赞同。因为老韩以为这已经超出了学术所当争鸣的范畴，讨论起了“好坏”问题，而且直击各位老师们的人格人品，很不妥当。显然也是文人相轻、同类相残恶习的延续。还有的可能在坚守着所谓自己的精英阵地，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安贫乐道。于丹与易中天二位刚好在前段时间以1060万元和680万元版税收入而荣登“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亚军季军，自然有精英立场坚持者觉得阵地被退守，还有的乃至想我们皓首穷经，弄一辈子也没搞出名堂，而你们做影视的讲国学，做文学的讲历史，堂堂皇皇，侃侃而谈，还发了财，心里极度不平衡。老韩却觉得文人以这种渠道致富是好事。应该更多提供这样的便利条件。记得研究生时，导师老师都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要安于清贫。老婆现在做学问，我放弃了学问做企业，老婆固然清高也不嫌我不务正业不做学问。因为如果即便满脑学问，充满乐趣，但家徒四壁，举家食粥，这日子可真是难过。安贫乐道这观念确实也该改改了。应该给以知识创造财富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继续回到“游荡”上。学术研究和传播本来就应该具有延续性，这才可能是文化复兴的正路子。一部分人可以继续守着他们的精英阵地，创造着充满前景的精神体系和价值，一部分人应该承担起学术传播的营销使者，让各种成果广为传扬。好像王岳川先生一直做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主要针对西方世界。还有政府的主要媒体机构，如《百家讲坛》。一部分人应该承担更多一点，比如易中天于丹等，架起学术象牙塔和大众之间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无异于对于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民族文化复兴”大有好处和贡献。

或许这些要求和责任突然被老韩无端放到易中天于丹老师身上有点沉重，但我想他们一定十分乐意。但老韩还是要说，所谓的文人学者的作用和目的都只有最纯粹的一个，那就是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不管以那种方式。然而在精神文化传播过程中，必须坚定地拒绝贫乏和肤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与传播方式的轻松幽默等等无关，而是指态度和真诚度，以及责任感。在轻松愉悦淡定之余，一定不能忘记犀利的分析和内在的深度。

相关链接：易中天：“我和于丹犯了游荡罪”

http://cul.sohu.com/20071119/n253335274.shtml

陈卫平谈于丹《论语》心得“硬伤”与“软伤”

http://cul.sohu.com/20071008/n252512256.shtml

于丹《论语》心得走红之谜

http://tobebest99.blog.sohu.com/23908202.html

于丹的心得：启蒙抑或虚幻？

http://tobebest99.blog.sohu.com/36486567.html